2000年6月22日，在夏威夷檀香山的一家医院病房里，88岁的赵一荻躺在病床上，身边的张学良已近百岁，坐在轮椅上默默陪伴。他的听力和视力已大不如前，却依然紧握着妻子的手，表达着深沉的情感。病房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，捕捉到了赵一荻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模样：她的面容消瘦，神情疲惫，眼中闪烁着宁静而温和的光芒。赵一荻于1912年出生于浙江兰溪，幼时生活在香港，后随父亲赵庆华回到天津求学。她的英文名是伊迪丝，因此得名“一荻”。在十几岁时，她就曾登上《北洋画报》的封面，成为当时天津社交圈的风云人物，大家都称她为“赵四小姐”，这个称号也伴随了她一生。
1926年，赵一荻在蔡公馆与已婚的张学良相识。当时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出身名门，贤良淑德，因此，两人的关系自始便受到现实情况的考验。随后，他们在北戴河的再次相遇让感情更加深厚，然而，赵庆华得知后极力反对，为女儿安排婚事，试图将其与张学良拆散。1928年，赵一荻前往奉天探望张学良，随后却未按父亲的安排返回，令赵庆华愤怒地发布声明与女儿断绝关系，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。对于她是否是被迫留下，或是自愿离家，历来的说法并不相同，张学良的回忆与其他资料之间也存在差异。
自此以后，赵一荻便以秘书的身份伴随张学良身边，尽管没有正式的妻子名分，也没有公开的家庭角色。起初，于凤至对此表示顾虑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双方慢慢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克制的相处方式。后来的少帅府为赵一荻修建了住所，她努力遵守了不争执名分的规矩。1930年11月，她为张学良生下了一个儿子张闾琳，孩子的出生让这个特殊的家庭关系更加复杂。然而，好日子并未持续太久。于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发生，东北迅速陷落，张学良因当时的军事措施受到严厉的舆论审视，而赵一荻也因此被一些人指责为“红颜祸水”。
尽管受到外界压力，这并没有改变赵一荻的选择。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，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，要求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敌。在这一事件中，赵一荻积极参与了相关活动，承担了联络与协助的任务。当有人问她是否害怕时，她坚定地表示，只要张学良决定去做某事，她便不会退缩。这种态度并未改变事情的走向，却展示她并非只是被动的陪伴者。
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。1937年以后，赵一荻与他的联系几乎中断，只能通过书信和朋友得知他的消息。1940年前后，由于于凤至身体欠佳，赵一荻把幼小的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，独自前往贵州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她几乎将自己的生活完全投入到张学良身边。这是一种极其平淡的生活，地点变换频繁，行动受限，外界信息稀少，她只能通过阅读、祈祷和互相交谈来度过时光。赵一荻为自己取名多加，并在这段封闭的日子里写下《好消息》《新使命》《真自由》等小册子，反映她在艰难环境中努力寻求精神支撑的过程。
张学良常回忆起，赵一荻不仅照顾他的日常起居，还在精神上陪伴他渡过漫长的岁月。她为他整理文件，安排生活，也陪他读书谈心。有时当张学良情绪低落时，她会鼓励他：“日子总要过下去。”听起来平常的话语，却是在几十年间相守之间最实在的力量。1964年7月4日，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湾正式结婚。张学良那年63岁，赵一荻51岁。两人相伴三十多年，终于获得法律上的夫妻资格，于凤至同意解除婚姻关系成为这段婚姻的关键。
1990年，张学良结束了多年的隐退，再次走入公众视野。1993年，他们移居美国夏威夷，此时赵一荻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，她曾罹患红斑狼疮，还经历过骨折，长期吸烟导致肺部损伤，并接受了部分肺叶切除手术。护士每天推着轮椅，让两人在院子里短暂散步，赵一荻有时会为张学良读《圣经》。2000年6月上旬，赵一荻在床上跌倒后出现了呼吸困难，被送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6月22日早晨，儿子张闾琳赶到病床前，张学良在上午8点45分也被推到她的身边。此时赵一荻已无法说话，仅能凝视着亲友偶尔做出微弱反应。
上午9点后，医生停止了对她的辅助呼吸，并注射了镇静药物。张学良始终握着她的右手。关于赵一荻临终前的遗言，流传的版本不一，但能够确定的是，她最后的叮嘱主要都是对张学良的关心。11点11分，她安静地停止了呼吸，牧师带领亲友进行祷告，张学良则不愿松手，直到近一个小时后才被劝离。赵一荻去世时88岁，那张憔悴的照片也成为了她晚年被人们频频提及的影像。张学良拒绝了书商有关口述他们往事的邀请，鲜少主动谈起赵一荻。两人早已在檀香山购买了墓地，赵一荻去世后，张学良依照约定，将她安葬在了身旁。
